1980年11月26日，江青看见王洪文出来作证
1980年11月26日，江青看见王洪文出来作证。“谁指使你去长沙向毛主席汇报邓小平和周恩来的活动的?”王答道:“江青下的指示。” 王洪文比江青小32岁，他承认了一切指控。一度干劲十足的王洪文现在几乎面目全非、耷拉着脑袋。 江青安静听了一会儿年轻同伙的诉说，不时轻松地晃动袋，后来她变得局促不安。身子前倾，紧按挂在头上的耳机，翻起白眼瞪着王洪文。 王洪文再次作证时，她大喊要去厕所，审判中断一会儿后，王洪文未在法庭上重新露面，这时，江青那种当主子的态度忽然又现出来，她吼道：“他在哪儿？王洪文在哪儿？” 前期，对江青的审讯不得不进行了三次，因为前两次江青在起诉人面前“行为不端”。每问一个问题，她都是刺耳地回答：“我怎么知道？”可是，到了王洪文作证后，江青一个人都没有骂。 事情如期发展，江青逐渐同意了审判长的意见：审判不会延长，如果以后几天还要开庭，她可以呆在北京城内，而不必作长途旅行回到监狱去；作为回报，她答应不干扰诉讼程序。 她那女演员漂亮、生动的声音背后隐藏着她的好斗性格。江青抱怨说，她不可能对迄今为止的起诉作出反应。她指出，她没有机会全面研究。此外，她所能看到的对她来说似乎相当含糊。 但有一部分起诉内容引起了江青的注意，并使她大为不悦。她抗议：怎么能把她和林彪相提并论！她拿起笔在起诉书副本上的这一段旁边写道：“我不同意。” 检察官有几件事要宣布，江青却说：“你讲的大部分我都听不清楚。”语调中并未流露出她急于想让他大声把话重复一遍的意思。 江青被押回牢房。她在那儿仔细研究了北京政府现在将如何考虑她的政治生涯问题。分析过起诉书的措辞之后，她明白了，起诉书指挥她犯了两大罪状：迫害干部、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；企图篡党夺权。 作为江青反对邓小平和周恩来活动的证据，张玉凤写的证词在法庭上宣读了。在长沙，毛主席与王洪文谈话时，张玉凤也在书房。当检察官宣读张玉凤写的“四人帮”极力要挟毛主席的证词时，江青坐得笔直，盯着前面，方整、白净的面孔象一座雕塑。张玉凤没有到庭。 毛泽东晚年的两位年轻翻译唐闻生和王海容出庭作证。这时，江青开始对她表现良好的许诺犹豫不决了。唐闻生说：“我们马上就看透了‘四人帮’的阴谋诡计。”江青挤眉弄眼，嘴撅得老高，盯着天花板。王海容也发言说：“毛主席对江青很生气。”江青喊道：“我要发言！”可是庭长没让她说话。 审判长曾汉周问江青：“1974年10月17日晚（王洪文去长沙的前一天)，你是否召集张春桥、王洪文和姚文元在钓鱼台17号楼开会？”“没有。”“什么？”“没有——我对此一无所知。”“你们四人商量了什么？” 江青瞥了法官一眼，答道：“如果我对这次会议一无所知，怎么能告诉你会上讨论了什么呢？”江青拒绝回答向她提出的大多数问题。 1980年12月3日上午，江青大步走进法庭。她抚平衣服，理理头发，弯腰坐在椅子上。 特别法庭开庭之前，江青回首环顾听众席。一位身着绿衣、脖子上系条黄围巾的女人正盯着江青；一会儿，这两个女人的目光似乎相遇了。这就是王光美。 “被告江青，你怎么知道王光美同志是美国特务呢？” “我国政府的报纸上这么说的。”江青脸上毫无表情，但声音生硬，轻蔑地翘着嘴。 公诉人一再声明，江青要对刘少奇的“迫害致死”和他夫人被囚禁十二年负主要责任。江青抓紧了起诉书副本。每个证人都带来一大批对江青不利的证据，包括刘少奇的厨师郝苗，他曾在狱中呆了六年。“我要发言！”江青刺耳的声音响彻整个大厅…… 公诉人拿出了有力的证据。江青曾指使搜查了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家，以寻找犯罪材料。江青摘下眼镜，放在右手中一挥，打断了江华庭长的话，她向法庭大喊：“破四旧必然导致抄家。这是革命行动。” 播放了一盘录音带，寂静的法庭听着江青在权力顶峰时期的讲话。“我可以告诉你们，”她正在一次表演艺术会上高喊“刘少奇是个大反革命，坏透了。……他应当死一千次，千刀万剐。” “被告江青，你听清录音了吗？” “恐怕没有。” 嘈杂的录音又放了一遍，听众们又被带回到那个时代，大家听了很不舒服。江青紧按耳机：“这确实是我的声音。” 检察长黄火青说，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，人大代表未经全国人大或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不受逮捕或审讯。那么，你江青有什么理由剥夺刘少奇和王光美的自由？江青仰头靠在椅子上说不出话来。 第二天，《人民日报》开始了对这次审判的报道：“反革命要犯江青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的罪魁祸首。12月3日上午九时，被两名女法警押上了人民法庭……。”（本文作者季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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